前言

“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一三年九月和十月访问中亚四国和印尼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廿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运输大通道，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廿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概言之，“一带一路”是铁路与港口二者形成的海陆地缘战略，也是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长期目标。

外界一般对“一带一路”战略多聚焦在地缘经济，以及中美较劲的外交博弈。多数评论对“一带一路”都抱持相当积极的评价，当中凸显战略的经济意涵，尤其是全球正在热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简称“亚投行”）。亚投行是以中国为首的一个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主要是以融资方式，援助亚太地区国家进行交通、电信、能源、农业与城市发展等基础建设。当众多美国盟友纷纷宣布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是否意味着中国在外交战略上已经足以与美国分庭竞争呢？

从中央政府在“和平崛起”、“走出去”、“中国梦”到“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方针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外交转型一直都有“延伸性”及“先经济后政治”的外交操作；“一带一路”是预料中的对外全面战略，只是伺机而出。然而，追溯上世纪九十年代流传国际的“中国威胁论”是否故技重施，影响当前的国际局势发展呢？本文就政策形成、地缘战略、政策载具及国家安全四个着点全面诠释“一带一路”的实质意义。对于澳门而言，位处历代海上丝路起始点之一的澳门，如何掌握发展契机为“一带一路”创造附加价值与贡献。

政策形成：“走出去战略”是铺陈“一带一路”一部分

在二○○一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将“走出去战略”定调为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基本方向，并写入党的经济计划文件；在二○○二年，十六大会议中进一步强调“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在二○○七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七大会议上强调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二○一四年十月廿四日，中、印、星等二十一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一带一路”发展蓝图涉及的范围和层面广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对外援助、人文交流等，需要中国国内的协调，也需要和沿线国家沟通磋商。因此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一带一路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和国务委员杨洁篪分别担任副组长，“一正四副”的架构也充分体现领导小组成员熟悉与擅长的不同领域。

在二○一二年，中国对外投资已达878亿美元，成为继美、日之后，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走出去”战略藉着持续海外投资平台实现“一带一路”战略，为国内大量热钱寻找一个出口(leak out)。其次，在中国“走出去”战略中，除了私营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外，也在藉由具有成本优势及技术成熟的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合约创造契机，规避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定(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GPA)的贸易障碍，进而带动国内出口。自“十二五”以来，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增加到4.9兆美元，年均增长16.4%；营业收入达4.6兆美元，年均增长12.2%。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约占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7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尤其是在推动电力、轨道交通、建材等领域装备。中国四大主权基金之一的国家开发银行与国内多个国营企业纷纷加大力度投入海外基础建设，由“走出去”战略的“股权投资”转成“产权与物权直接投资”，包括成立国与国之间的合资公司承建基础建设工程。国家开发银行的资料显示，截至二○一四年末，国家开发银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融资项目超过400个，累计发放贷款1,259亿美元。

地缘战略：“一带一路”是一个全面性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世界政治首创的“海陆权”兼备的战略延伸布局，不同于过去英、美两强权的海权论。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核心战略概念皆涵盖了欧亚大陆的东陲（中国东面沿岸）、东南陲（东盟国家）、南陲（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及西陲（东欧的波兰、西欧的德国、北欧的荷兰）。首先，如何在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之间找出最佳的平衡点，是地缘战略的关键。其次，大国的政策导向或跨国公司一旦投入到地缘经济合作，加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发展和深化了国与国之间的产生全面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

“一带一路”以铁路网络及高铁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向西开放，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将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完整的陆权战略。中国透过“一带一路”建立国际贸易的重要陆上通道，并通过地域经济整合与周边国家进行战略利益的结合，使敌对国无法用军事实力控制这个陆上通道而威胁本国的对外贸易，从而实现一种与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海权相似的结果。海上运输对经济发展与物流网络起着关键作用。海上运输目前仍是商业运输最低廉的成本，同时也是经济生产链（生产——服务——港口——物流——消费）重要的管道，影响着商品的价格。从海运综合数据组成的波罗地海指数，可以衡量散装航运业营运状况与全球经济景气荣枯、原物料行情高低息息相关。由此可以确定海权对全球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与战略意义。

泛亚铁路对“一带一路”的意义

“一带一路”以泛亚铁路作为陆权延伸的支点，透过铁路网络深化跨境的政经关系，寻求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地缘环境。在地缘经济上，有效的交通运输系统加速贸易与人员的流通，藉由物流发展降低运输成本及加速运输时效，进一步加快区域内的经济整合。无论是古罗马时代或是中国历代修筑栈道和运河等，除了是加速经济商业的发展，更是政治整合的一部分，尤其藉由交通网络的发展增强政权对地区的控制。如同铁路网络的覆盖率可以运输物资与人员，既加速物流建设(logistics)又同时为后勤补给(reinforcement)提供快速协调的反应能力。

“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一种大规模运输网络的概念，也是衔接欧亚各国的重要交通互连运输网。中国希望能够建置绵长畅通的陆上交通线，东向将境外能源运往本土；西向则将工业产品输出国外。一则有效破除美国的海上封锁；二则可将沿海地区的优势不再的劳力密集产业，西移至内陆地区发展，以持续维持经济成长。在这个方针下，中国展开海陆二路的交通路网建构，北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展开能源、交通合作；南以云南昆明为中心，希望建立泛亚铁路串连中南半岛国家的铁路网。在整个泛亚铁路的交通网络中，中国西向的新疆、西南向的重庆及南向的云南分别与整个欧亚大陆衔接着，并为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开展陆权的地缘发展新局。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外汇储备的国家，4兆美元的外汇储备及多个主权财富基金为中国的高铁走向世界提供了融资的来源。同时，中国高铁的竞争优势在于整个系统集成方面的优势。在“一带一路”战略促成下，中国两大国高铁国企“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正合并，组成“中国中车”，以低成本、高技术与日、德和法等高铁公司竞争海外的陆路基建工程，开展中国的“高铁外交”。

新疆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视窗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新疆的阿拉山口市被定位为“亚欧枢纽港”，随着二○一一年综合保税区的设立、口岸功能的不断拓展，阿拉山口市以其独特的地缘区位优势，已成为中国对中亚、西亚和欧洲陆路开放的重要枢纽和平台，成为新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

“渝新欧”是第三欧亚大陆桥南线国际铁路通道，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向西过北疆铁路，到达边境口岸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斯坦，再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至德国的杜伊斯堡。这一条由沿途六个国家铁路、海关部门共同协调建立的铁路运输通道，让重庆成为欧亚大陆桥的新起点。产品通过海铁联运方式运到欧洲，虽然交货期和物流成本增加了，但由于重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综合计算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南线亚欧大陆桥虽然运输距离较短，但通而不畅，主要原因是沿线国家对铁路的管理体制，仍以垄断为主，缺乏竞争，导致陆桥运输的运费比海运要高很多。口岸能力不足、运输组织及相关服务欠缺，也是制约南线大陆桥运输的软肋。南线亚欧大陆桥通道涉及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不同、托运方法和程式不同、收费标准不同、海关检查要求也不同，这些给跨境运输带来了诸多障碍。因此，国际间的跨部门协调是关键的功能角色。

从区位看，云南位处北上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连接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唯一可以同时从陆上沟通东南亚、南亚的省，并通过中东连接欧洲、非洲。泛亚铁路（中线）从云南昆明出发，分支为东、中、西三条路线，即从中国云南一路沿着中南半岛延伸至新加坡的铁路网，使中国拉近与沿线东盟国家的地缘关系，藉此降低美日在此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在经贸方面，中南半岛各国货品可出口中国市场，铁路沿线国家的旅游业有望大幅度被开发。昆明将加快建设一批重大旅游项目，加强与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和国际友城的旅游合作，联手打造国家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着力加快世界知名旅游城市建设。

“海上战略合作”对“一带一路”的意义

福建被定位是“廿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作为海上合作战略支点。以福建泉州的历史渊源（中国历代主要对外商港及主要侨乡之一），加上拥有超级深水良港以及位处上海自贸区——福建自贸区——粤港澳自贸区的航运要道等利因，可积极为国际中转港需要泊位、仓储、维修等众多支援系统发挥关键功能。侨乡为中国——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创造更大的桥梁作用与积极意义，尤其是地缘经济生产的整合以及跨境的人文交流。不少海外闽籍华侨在其海外地区经济的政经发展上都扮演主要的角色，有助于中国在区域地缘政治上发展，并先从经济着手进行“引进来，走出去”的方针。

根据中国海关提供的二○一四年一月至十月数据显示，福建省对东盟贸易值为1,217.3亿元人民币，主要以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为主，东盟是福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资金来源地。截止二○一三年底，福建在东盟设立的境外企业和分支机构共156家，福建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242.9亿美元，东盟已成为福建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地区。福建将发挥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宁德等沿海城市港口优势，完善集疏运体系和口岸通关功能。中央政府支持泉州市建设“廿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支持福州市设立福州新区，加快平潭综合实验区等开放合作重点功能区、建设吉永泉铁路等亦将在今年内开工。加强与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在港口码头、物流园区、集散基地和配送中心等建设、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合作，搭建面向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跨境电商及物流资讯共用平台，促进与“海丝”沿线国家资讯互联互通、货物通关和人员往来便利化。 

 蔡怡竑

（澳门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候选人）

(资料来源︰澳门日报 201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