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帶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二○一三年九月和十月訪問中亞四國和印尼時，分別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打通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運輸大通道，形成連接東亞、西亞、南亞的交通運輸網絡。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概言之，“一帶一路”是鐵路與港口二者形成的海陸地緣戰略，也是以亞歐非經濟貿易一體化為發展長期目標。

外界一般對“一帶一路”戰略多聚焦在地緣經濟，以及中美較勁的外交博弈。多數評論對“一帶一路”都抱持相當積極的評價，當中凸顯戰略的經濟意涵，尤其是全球正在熱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亞投行是以中國為首的一個區域多邊開發機構，主要是以融資方式，援助亞太地區國家進行交通、電信、能源、農業與城市發展等基礎建設。當衆多美國盟友紛紛宣佈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是否意味着中國在外交戰略上已經足以與美國分庭競爭呢？

從中央政府在“和平崛起”、“走出去”、“中國夢”到“新型大國關係”的外交方針中，可以發現中國的外交轉型一直都有“延伸性”及“先經濟後政治”的外交操作；“一帶一路”是預料中的對外全面戰略，只是伺機而出。然而，追溯上世紀九十年代流傳國際的“中國威脅論”是否故技重施，影響當前的國際局勢發展呢？本文就政策形成、地緣戰略、政策載具及國家安全四個着點全面詮釋“一帶一路”的實質意義。對於澳門而言，位處歷代海上絲路起始點之一的澳門，如何掌握發展契機為“一帶一路”創造附加價値與貢獻。

政策形成：“走出去戰略”是鋪陳“一帶一路”一部分

在二○○一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將“走出去戰略”定調為中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基本方向，並寫入黨的經濟計劃文件；在二○○二年，十六大會議中進一步強調“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方針；在二○○七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十七大會議上強調要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準，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二○一四年十月廿四日，中、印、星等二十一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一帶一路”發展藍圖涉及的範圍和層面廣泛，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對外援助、人文交流等，需要中國國內的協調，也需要和沿線國家溝通磋商。因此由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擔任“一帶一路領導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策硏究室主任王滬寧、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國務委員楊晶和國務委員楊潔篪分別擔任副組長，“一正四副”的架構也充分體現領導小組成員熟悉與擅長的不同領域。

在二○一二年，中國對外投資已達878億美元，成為繼美、日之後，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走出去”戰略藉着持續海外投資平台實現“一帶一路”戰略，為國內大量熱錢尋找一個出口(leak out)。其次，在中國“走出去”戰略中，除了私營企業積極進行海外投資外，也在藉由具有成本優勢及技術成熟的基礎設施工程勞務合約創造契機，規避世界貿易組織的政府採購協定(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GPA)的貿易障礙，進而帶動國內出口。自“十二五”以來，中央企業境外資產總額增加到4.9兆美元，年均增長16.4%；營業收入達4.6兆美元，年均增長12.2%。中央企業境外投資額約佔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70%，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約佔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營業總額的60%，尤其是在推動電力、軌道交通、建材等領域裝備。中國四大主權基金之一的國家開發銀行與國內多個國營企業紛紛加大力度投入海外基礎建設，由“走出去”戰略的“股權投資”轉成“產權與物權直接投資”，包括成立國與國之間的合資公司承建基礎建設工程。國家開發銀行的資料顯示，截至二○一四年末，國家開發銀行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融資項目超過400個，累計發放貸款1,259億美元。

地緣戰略：“一帶一路”是一個全面性的地緣政治經濟戰略

“一帶一路”是中國在世界政治首創的“海陸權”兼備的戰略延伸佈局，不同於過去英、美兩強權的海權論。中國的“一帶一路”的核心戰略概念皆涵蓋了歐亞大陸的東陲（中國東面沿岸）、東南陲（東盟國家）、南陲（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及西陲（東歐的波蘭、西歐的德國、北歐的荷蘭）。首先，如何在地緣政治與國家利益之間找出最佳的平衡點，是地緣戰略的關鍵。其次，大國的政策導向或跨國公司一旦投入到地緣經濟合作，加強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繫，發展和深化了國與國之間的產生全面的地緣政治經濟關係。

“一帶一路”以鐵路網絡及高鐵為代表的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進一步向西開放，推動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將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完整的陸權戰略。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建立國際貿易的重要陸上通道，並通過地域經濟整合與周邊國家進行戰略利益的結合，使敵對國無法用軍事實力控制這個陸上通道而威脅本國的對外貿易，從而實現一種與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海權相似的結果。海上運輸對經濟發展與物流網絡起着關鍵作用。海上運輸目前仍是商業運輸最低廉的成本，同時也是經濟生產鏈（生產——服務——港口——物流——消費）重要的管道，影響着商品的價格。從海運綜合數據組成的波羅地海指數，可以衡量散裝航運業營運狀況與全球經濟景氣榮枯、原物料行情高低息息相關。由此可以確定海權對全球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關鍵作用與戰略意義。

泛亞鐵路對“一帶一路”的意義

“一帶一路”以泛亞鐵路作為陸權延伸的支點，透過鐵路網絡深化跨境的政經關係，尋求一個符合中國利益的地緣環境。在地緣經濟上，有效的交通運輸系統加速貿易與人員的流通，藉由物流發展降低運輸成本及加速運輸時效，進一步加快區域內的經濟整合。無論是古羅馬時代或是中國歷代修築棧道和運河等，除了是加速經濟商業的發展，更是政治整合的一部分，尤其藉由交通網絡的發展增強政權對地區的控制。如同鐵路網絡的覆蓋率可以運輸物資與人員，旣加速物流建設(logistics)又同時為後勤補給(reinforcement)提供快速協調的反應能力。

“一帶一路”實際上是一種大規模運輸網絡的概念，也是銜接歐亞各國的重要交通互連運輸網。中國希望能夠建置綿長暢通的陸上交通線，東向將境外能源運往本土；西向則將工業產品輸出國外。一則有效破除美國的海上封鎖；二則可將沿海地區的優勢不再的勞力密集產業，西移至內陸地區發展，以持續維持經濟成長。在這個方針下，中國展開海陸二路的交通路網建構，北與俄羅斯與中亞國家展開能源、交通合作；南以雲南昆明為中心，希望建立泛亞鐵路串連中南半島國家的鐵路網。在整個泛亞鐵路的交通網絡中，中國西向的新疆、西南向的重慶及南向的雲南分別與整個歐亞大陸銜接着，並為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開展陸權的地緣發展新局。

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外匯儲備的國家，4兆美元的外匯儲備及多個主權財富基金為中國的高鐵走向世界提供了融資的來源。同時，中國高鐵的競爭優勢在於整個系統集成方面的優勢。在“一帶一路”戰略促成下，中國兩大國高鐵國企“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正合倂，組成“中國中車”，以低成本、高技術與日、德和法等高鐵公司競爭海外的陸路基建工程，開展中國的“高鐵外交”。

新疆被定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以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和向西開放重要視窗作用，深化與中亞、南亞、西亞等國家交流合作，形成絲綢之路經濟帶上重要的交通樞紐、商貿物流和文化科敎中心。新疆的阿拉山口市被定位為“亞歐樞紐港”，隨着二○一一年綜合保稅區的設立、口岸功能的不斷拓展，阿拉山口市以其獨特的地緣區位優勢，已成為中國對中亞、西亞和歐洲陸路開放的重要樞紐和平台，成為新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戰略支點。

“渝新歐”是第三歐亞大陸橋南線國際鐵路通道，從重慶出發，經西安、蘭州、烏魯木齊，向西過北疆鐵路，到達邊境口岸阿拉山口，進入哈薩克斯坦，再經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至德國的杜伊斯堡。這一條由沿途六個國家鐵路、海關部門共同協調建立的鐵路運輸通道，讓重慶成為歐亞大陸橋的新起點。產品通過海鐵聯運方式運到歐洲，雖然交貨期和物流成本增加了，但由於重慶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較低，綜合計算成本在可接受範圍內。南線亞歐大陸橋雖然運輸距離較短，但通而不暢，主要原因是沿線國家對鐵路的管理體制，仍以壟斷為主，缺乏競爭，導致陸橋運輸的運費比海運要高很多。口岸能力不足、運輸組織及相關服務欠缺，也是制約南線大陸橋運輸的軟肋。南線亞歐大陸橋通道涉及多個國家，每個國家的語言文字不同、托運方法和程式不同、收費標準不同、海關檢查要求也不同，這些給跨境運輸帶來了諸多障礙。因此，國際間的跨部門協調是關鍵的功能角色。

從區位看，雲南位處北上連接絲綢之路經濟帶，南下連接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唯一可以同時從陸上溝通東南亞、南亞的省，並通過中東連接歐洲、非洲。泛亞鐵路（中線）從雲南昆明出發，分支為東、中、西三條路線，即從中國雲南一路沿着中南半島延伸至新加坡的鐵路網，使中國拉近與沿線東盟國家的地緣關係，藉此降低美日在此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在經貿方面，中南半島各國貨品可出口中國市場，鐵路沿線國家的旅遊業有望大幅度被開發。昆明將加快建設一批重大旅遊項目，加強與東南亞、南亞等國家和國際友城的旅遊合作，聯手打造國家精品旅遊線路和旅遊產品，着力加快世界知名旅遊城市建設。

“海上戰略合作”對“一帶一路”的意義

福建被定位是“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作為海上合作戰略支點。以福建泉州的歷史淵源（中國歷代主要對外商港及主要僑鄕之一），加上擁有超級深水良港以及位處上海自貿區——福建自貿區——粵港澳自貿區的航運要道等利因，可積極為國際中轉港需要泊位、倉儲、維修等衆多支援系統發揮關鍵功能。僑鄕為中國——東盟的政治經濟關係創造更大的橋樑作用與積極意義，尤其是地緣經濟生產的整合以及跨境的人文交流。不少海外閩籍華僑在其海外地區經濟的政經發展上都扮演主要的角色，有助於中國在區域地緣政治上發展，並先從經濟着手進行“引進來，走出去”的方針。

根據中國海關提供的二○一四年一月至十月數據顯示，福建省對東盟貿易値為1,217.3億元人民幣，主要以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為主，東盟是福建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和第四大資金來源地。截止二○一三年底，福建在東盟設立的境外企業和分支機構共156家，福建與東盟雙邊貿易額達242.9億美元，東盟已成為福建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地區。福建將發揮福州、廈門、泉州、漳州、莆田、寧德等沿海城市港口優勢，完善集疏運體系和口岸通關功能。中央政府支持泉州市建設“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先行區”，支持福州市設立福州新區，加快平潭綜合實驗區等開放合作重點功能區、建設吉永泉鐵路等亦將在今年內開工。加強與東盟等國家和地區在港口碼頭、物流園區、集散基地和配送中心等建設、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合作，搭建面向東盟等國家和地區的跨境電商及物流資訊共用平台，促進與“海絲”沿線國家資訊互聯互通、貨物通關和人員往來便利化。 

 蔡怡竑

（澳門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

(資料來源︰澳門日報 201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