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對亞太區域整合的影響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共築全球開放型合作網絡。當前，全球化深入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快推進，全球增長和貿易、投資格局正在醞釀深刻調整，亞歐國家都處於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據世界銀行數據計算，一九九○至二○一三年期間，全球貿易、跨境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為7.8%和9.7%，“一帶一路”相關65個國家同期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3.1%和16.5%；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後的二○一○至二○一三年期間，“一帶一路”對外貿易、外資淨流入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個百分點和3.4個百分點。“一帶一路”的順利推進將有助於建設利益共享的全球價値鏈，優化全球資源配置，形成互利共贏的全球區域經濟佈局和合作網絡。

    中國與部分東南亞發展中國家正面臨經濟轉型升級的瓶頸，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中低端位置，均與技術落後密切相關。藉由中國與東盟能共同推動的RCEP正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進行全面的地緣經濟整合。由於早期中國的經濟特區及自貿區，多呈點狀、塊狀分佈，即就單一區域發展。“一帶一路”的提出，是為了有效串連這些已經發展的點狀、塊狀區域，橫向貫穿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縱向連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並且不斷向中亞、東南亞國協延伸。未來隨着中國國民人均收入的增長、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生產模式的轉變，對全球特別是發達市場的資本設備和商業服務的需求將會繼續大幅增長，使得中國的經濟生產帶動的區域整合進程可以在“一帶一路”產生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s)，眞正在資本、技術“走出去”。

    由於中國國內正面臨基礎建設放緩及產能過剩的挑戰，尤其是鋼材和建築物料業。其次，隨着中國勞動成本的上升，中國勢必需要將大量人力及低潛力的製造業設施轉移至海外。因此，在“一帶一路”的政策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鼓勵更多的企業走向“海外生產”，持續強化生產鏈與產業供給鏈的整合與效率。“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將涉及大量政府採購活動為亞太區域整合帶來巨大的契機。雖然中國目前僅是GPA的觀察國，但從經貿角度分析，現階段大多數國外採購市場已處於開放狀態。“一帶一路”需要更多國際間協調，這種協調的難度遠遠大於世貿框架下的GPA。多國家、多地區共同參與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採購項目，在法律法規適用、資金來源及規範管理、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對採購過程實施監管、簡化或優化採購程序、簽訂採購合同、多方參與履約驗收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値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換言之，這種跨國交易還意味着高風險。跨國交易中不得不面對由於各國法律差異帶來的風險、其中包括匯率風險、國家政局不穩定的政治風險、政變等因素的影響而導致中國在“一帶一路”上的跨國合作工程將會停滯或變更。其次，法律適用問題亦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例如兩個以上國家均有財政性資金出資、不能分割採購的項目，這幾個國家都規定使用部分本國財政資金的採購活動應適用本國政府採購法，則涉及相關國家的協調問題，甚至需要經過國家立法機構的批准。組織實施此類項目時，前文所述的法律法規適用、資金來源及規範管理等問題是無法迴避的。

    “一帶一路”帶來的發展機遇：從澳門出發

    中央政策，地方參與。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港、福州港、湄洲港、廈門港等海西各主要港口，都是“海絲”的重要支撑。福建正落實推進“海上合作專項基金”的三個較大項目，包括中國——東盟海產品交易所、廈門大學和馬來西亞合辦中國——東盟海洋學院，以及中國與印尼的海水養殖業合作。除了與東南亞國家具體展開“海上合作戰略項目”外，中國也擴大海上運輸投資標的，包含了緬甸實兌港、孟加拉吉大港、斯里蘭卡的漢班托特、巴基斯坦的瓜達爾、馬爾代夫的馬累、坦桑尼亞、肯尼亞等。廣東省政府於二○一五年六月三日公佈了《廣東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實施方案優先推進專案清單》，涵蓋參與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的港口建設等68個專案，總投資逾550億美元。廣東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實施方案充分考慮了自身的區位優勢和經濟優勢，並突出了3個方面：突出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優化廣東沿海港口佈局，構建世界級港口群；突出粵港澳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突出經貿合作，以廣交會等貿易平台為依托，擴大與沿線國家的貿易往來。

    澳門如何在“一帶一路”走出去？

    地方政府積極參與中央對外戰略方針的支援，具體實踐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政策協調力度與效益。澳門位處閩粵地區的其中一個重要自由港，如何借此機遇發揮澳門應有的角色。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澳門納入“一帶一路”，對澳門提出要“兩條腿走路”，旣要提升澳門自身的競爭力，也要透過區域合作與國家發展，尤其是與廣東和福建等兄弟省市有機結合起來。

    近年香港與閩粵兩省的合作機制逐步深化，香港已成為福建利用外資主要的來源地、外貿進出口的重要市場和福建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澳門整體發展在受到本地經濟特性的限制下，各界有必要共同加強與閩港展開全面的合作，藉着粵閩港澳的港口經濟發展的合作優勢，來彌補澳門在產業集中化、土地資源及熱錢控管等不利基礎。地方政府與特區政府共同推展亞洲市場，幫助提升澳門旅業的發展，並借重澳門作為自由港的地理及經濟優勢。

    澳門可嘗試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探索更多的彈性政策去發展旅遊資源與休閒中心的優勢。如何將之包裝成“澳門不只是旅遊”的效果應被重視。澳門博彩業帶動的“體驗旅遊”如表演、娛樂設施等發展，是澳門發展旅遊業的一個很好的契機。其次，在“一帶一路”的趨勢下，建議澳門特區政府將澳門的旅遊市場及亞洲航線方面做整合。時逢博彩稅（尤其是貴賓廳稅收）下降之際，稅收基礎的對象已開始集中在較低檔次的大廳博彩稅收，澳門可積極整合東南亞及東亞區域的廉價航空市場，加大服務較低消費客群來源的寬度。澳門應主動積極與東南亞的廉價航空共建東亞的廉價航空運輸網，可提供落地旅遊外，另可作為轉往東北亞地區的轉機航線。其中，旅遊局可推出相關旅遊配套，吸引更多遊客選擇1+1（即澳門+內地城市或日本等地）的旅遊配套，創造更多的商機及空中運輸的整合。

    在充裕的財政儲備的條件下，澳門可藉“一帶一路”新形勢積極走向國際，與中央政府共同“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佈局，同時做好公共儲備在投資避險的穩健財務槓桿。因此，更需具體化如何運用澳門的財政優勢，將儲備持有資產形式走向更多元化的國際投資，包括實業投資與合資開發。在海外投資的平台方面，濃厚社團社會的澳門比香港更有條件“走出去”，善用社會與政府的財政資源為國家“一帶一路”做好投資佈局。澳門特區政府更應積極善用閩籍澳商積極為澳門在“一帶一路”創造新起點。尤其是澳門民間社團在海外僑界擁有廣大的投資與人文交流平台。

    同時，“中葡平台”雖然是作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重要的溝通平台，然而實際上政策面的推動與效率經常出現落差。例如中國與多數的葡語系國家之間的貿易都是基於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進行，並未因“中葡論壇”或澳門作為葡語系國家的平台而有特別明顯的成長。其中的原因包括葡語系國家自身的投資環境不佳、市場落後等因素都不利開拓更多的貿易，所以時至今日中國與8個葡語國家的總貿易額僅有微幅成長，仍維持在1,300億美元的規模。由此可見，無論在地緣經濟、經商條件、國際貿易框架等基礎，闡明“中葡論壇”實際上是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對照之下，澳門在“中葡論壇”的角色與功能是明顯的，但實際不易發揮具體效果。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葡語系國家幾乎都不在沿線國家的名單上。於此，重點是建議澳門特區政府應維持旣有的“中葡平台”外，更有必要加大力度深入“東南亞”的經貿合作。

    澳門特區政府在“一帶一路”下，應加強在區域國家官方的金融機構、投資保障、司法互助及“區民保障”等實際合作關係與溝通平台。雖然澳門特區政府以“中國澳門”加入國際組織，但在國際上的互動與參與經常顯得不夠主動積極，致使澳門特區政府在國際空間缺乏認可度被受“冷落”，間接導致澳門市民在跨國的權益受到限制。例如澳門市民在投資馬來西亞、印尼遇到投資糾紛，會遭到當地司法與執法機構的消極回應，對照香港特區政府則是截然不同的態度與合作。同為特區的香港與澳門，在國際間的認可度確實“厚此薄彼”。客觀而言，除了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因素外，香港特區政府很早就積極與國際組織與多國政府機構建立良好的溝通平台，經常參與政府間的合作機制及聯繫，為政府間保持熱絡與穩定的關係。

    澳門各界在“一帶一路”走出去的機遇下，澳門特區政府更有必要在國際金融合作、投資保障、司法互助及“區民保障”等客觀條件為澳門市民提供更多的保障。澳門特區政府官員與他國政府機構之間的溝通渠道與合作機制實在有迫切性及實質性地被建立起來。最後由“鐵路經濟”與“港口經濟”形成的“一帶一路”為中國帶來新的大國發展契機，更牽頭為地方政府及特區政府共同“走出去”鋪出非常寬大的道路。雖然“一帶一路”面臨諸多的挑戰，但也發掘更多的發展契機，最終仍如預期達到分流中國內部的過剩產能，並幫助區域建設的效果。無論在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的發展，都在深化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信與共同開發的平台，澳門亦因此而受益。關鍵是澳門如何將發展主軸聚焦在東南亞區域，如何善用財政優勢與僑鄕社團共同走出海外投資與人文交流，為國家與澳門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資料來源︰澳門日報 2015/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