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由伟大的科学构想变为生动现实。这种转变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同步，贯穿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变迁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在继承和发展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关于国家统一和港澳工作战略决策的基础上，从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出发，从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和长远利益出发，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实现了港澳回归，香港澳门重新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工作情况，可以看出中央在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和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和信心。随着“一国两制”事业的深入实践，中央在新形势下对港澳工作的认识和要求又有所突破，不断创新和发展。

一、“一国两制”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主义。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一国两制”，这种在国家治理模式上的伟大创举，从科学构想到实践，自始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

  （一）改革开放之初，“实现祖国统一”被确立为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

 “一国两制”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它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要完成“三件大事”、“三大任务”之一的“实现祖国统一”，面对的正是历史遗留的港澳台问题。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 [1]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重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2]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缔造者维护祖国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遗志，继续将解决历史遗留的港澳台问题，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作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重中之重。”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领导制定了中央对香港的系列基本方针政策，指导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做出历史性贡献。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均阐述国家统一和港澳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均阐明党中央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政治立场、态度和原则。改革开放以来，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祖国统一和港澳问题均有所阐述。1982年十二大报告在提到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性的转变和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时指出，“我们要同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全体爱国人民一道，努力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开始阐述中央港澳台工作。十三大报告在讲“历史性成就”时提到，“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中英、中葡已就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我们还要按照这个原则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历史将证明，按‘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重申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我国政府将继续加强与英国、葡萄牙两国政府的合作，使香港和澳门平稳过渡，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之时，香港已顺利回归祖国，在报告中“过去五年的工作”中提到“五年来，我们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可以告慰无数的革命先烈和前辈。这是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欢欣鼓舞的盛事，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从党的十六大报告开始，不仅在“过去五年的工作”中对港澳工作进行总结，而且把“‘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报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专门阐述。改革开放以来，把港澳工作写进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不仅阐明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实现国家统一、以和平方式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的坚定立场，昭示了“一国两制”是中央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以惯之的方针政策。

  （三）“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是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从“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提出，到在香港、澳门成功付诸实践，“一国两制”内容日益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主要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实现国家统一，二是回归后如何治理。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项崭新的治国理政思想和模式，他坚持国家主权原则，明确了“主权是不能谈判的”；将“一国两制”写进宪法、制定两部基本法，使方针政策法律化制度化，为港澳回归及其后的治理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法律规范基础。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具有战略性、务实性和创新性特点，开创并指引着“一国两制”事业。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四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内容中，“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成为重要内容。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港澳回归后，“保持港澳繁荣稳定”成为中央治国理政的崭新课题，面对“一国两制”在深入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宗旨出发，推进了“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港澳工作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港澳回归到回归后的治理，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都有着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重视“一国两制”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总结，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对港澳工作发表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港澳工作既有一以惯之的原则立场，也有根据香港澳门回归后因形势变化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的新观点新方略。中央港澳工作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  

  （一）注重顶层设计，推进港澳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一国两制”是一套国家治理模式，随着“一国两制”事业的开创和深入实践，党和国家关于港澳治理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确立了依法治理港澳的规范基础，把“一国两制”方针法律化、制度化，指导了港澳顺利回归。港澳回归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和完善了邓小平依法治理港澳的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基本法的高度权威性和正当性，初步提出在特别行政区实行行政主导政治体制[3]；随着港澳相继回归后“一国两制”进入全面实施时期，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重大考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作为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要求在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基础上，维护基本法的权威，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继承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实施并丰富、发展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对“一国两制”和港澳工作，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顶层设计”和重大战略举措，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认识和处理“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在2014年6月，香港回归17年来，在特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的同时，针对香港一部分人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国务院首次发布了针对“一国两制”的白皮书，详尽阐释“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重申中央对香港特区的权力，第一次提出“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并明确了“全面管治权”含义及内容。而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一国两制”和港澳工作的论述，标志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已经形成科学理论体系，成为新时代“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行稳致远的纲领性文件和行动指南。

  （二）坚守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法办事。

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法办事，是中央港澳工作坚持的一贯原则和立场。首先，历届中央领导均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同样的表述也出现在十六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其次，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均强调要处理好“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处理好中央和特区的关系。邓小平很早就指出这个问题，他讲道，“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4]江泽民、胡锦涛都提出，“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要维护，特别行政区对国家的责任要承担，同时也要维护港澳的特殊性和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一国两制”是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实现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2017年“七一”讲话中，习近平重申中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提出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讲话中习近平重点阐释了“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再次，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严格依法办事”。邓小平坚持依法治理港澳，他认为“一国两制”能否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实现了“一国两制”从思想层面到法律、制度层面的转化。江泽民强调依法实现港澳平稳过渡，明确提出要树立基本法的权威，必须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胡锦涛从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和港澳同胞利益出发，提出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习近平强调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三）落实行政主导体制，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

两部基本法中均确立了在特别行政区实行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行政长官具有特区首长和特区政府首长双重身份，应向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双重负责；特别行政区实行以行政长官为核心、行政与立法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独立的行政主导制，可见，行政长官是特区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香港、澳门回归以来，中央始终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1999年5月25日，江泽民在北京会见前来接受任命书的何厚铧，明确阐释了澳门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所肩负的神圣使命，提出“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要对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负责。如果行政长官遇到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协助解决，中央一定会全力支持。”[5]2002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届政府就职典礼上，讲到要进一步落实行政主导体制，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要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的十年间，“一国两制”在港澳实践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胡锦涛多次明确提出，全力支持两个特区行政长官和政府的工作，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如既往的支持特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特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不断提高施政能力与水平。 

  （四）聚焦发展，维护和支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

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初衷。邓小平认为，香港、澳门在回归后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对港澳繁荣稳定至关重要。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大会致辞中指出，“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目的，一方面是以和平方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他尤其强调只有发展是解决各种问题的金钥匙。回归以来，中央把保持港澳繁荣稳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全力支持和维护港澳繁荣和发展，为港澳繁荣稳定提供坚强后盾。针对港澳在各项事业取得进步的同时，出现的新问题，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如“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高度关注香港受到的影响，当年12月即推出支持香港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的14项政策措施。2009年1月，中央政府再次推出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2000亿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此后，国家领导人在访问香港期间又先后宣布多项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强与内地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对体振港人信息、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刺激香港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6]澳门回归以来，经济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博彩业的健康发展和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问题。在澳门回归10周年前夕，中央进一步明确了特区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努力方向，并提出了澳门发展“一个平台”、“一个中心”新定位的要求。从2009年到2012年，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澳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提出澳门特区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逐步把澳门建设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十八大以来，中央因应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内地与港澳地区的交流合作，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道路。

  （五）坚持爱国者治港治澳，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管治团队来治理特区，是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必然要求，具有宪法和基本法上的规范依据。邓小平用“爱祖国、爱香港”的标准界定了治港者的基本政治要求，“爱国者治港”构成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的重要内容[7]，也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题中应有之义。1984年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世元等时，曾强调：“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信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8]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强调：“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9]不难想象，如果特区的治理者不以爱国者为主体，不能做到基本法中规定的效忠于国家和特别行政区，那么“一国两制”的实践就会偏离方向，不仅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不到切实保护，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也将受到损害。港澳回归以后，历届中央领导都高度重视这个问题。2014年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港人治港是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10]。习近平在2017年“七一”讲话中更是深刻阐明了爱国爱港的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11]

三、新时代中央港澳工作新发展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对香港、澳门全面管治权，深化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妥善应对和处理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创了“一国两制”事业新局面，推进了“一国两制”在新时代的深入实践。

  （一）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针对港澳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十八大报告中中央及时将“对香港澳门实行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宗旨”，由原来“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一个方面的表述，调整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两个方面并重，并正式提出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问题”。习近平也明确指出，“一国两制”在港澳特区的实践，关键是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切实尊重和维护基本法权威。[12] 针对当时“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13]2014年白皮书重申了十八大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明确指出，要把“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继续推向前进，必须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宗旨出发，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习近平在2017年7月1日讲话中指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坚守方向，踩实步伐，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他重申了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的两点原则，在讲到“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时，他强调“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在具体实践中，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 并提出正确处理特区和中央关系的“三条底线”，再次要求做到“三个有机结合”。[14]

  （二）坚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习近平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5] 他多次强调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明确提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要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中央政府将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定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依据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法治目标对法治国家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在第七部分“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中，专门提到“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问题，讲道“坚持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依法行使中央权力，依法保障高度自治，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同年11月9日，习近平在会见来京出席APEC会议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强调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保障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依法保护港澳同胞利益。这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对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促进香港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法治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中央政府充分肯定、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特别是为维护法治权威、维护社会秩序所做的大量工作。[16]可见，站在时代和全局高度确立的“全面依法治国”目标和战略举措，进一步推进了中央对港澳工作的法治化水平。近年来，针对特区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央都明确表态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维护法治权威，并依法进行处置。十九大报告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香港、澳门全面管治权”作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  

  （三）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澳门自身发展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和独特优势。香港经济高度自由开放，人员、货物、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是吸引国际资本、留住本地资本的重要因素；香港法律、会计、监管等制度通过国际接轨，专业化程度高，服务业完备；香港政府廉洁高效，营商环境便利；香港是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重要中介。澳门在发展博彩业、旅游业的优势产业的情况下，发展多元经济，借助于“一个平台”建设，为内地与葡语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及区域合作等活动提供语言、金融、法律、会计等中介专业服务，达到促进内地、澳门与葡语国家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的。此外，中央明确澳门管理海域和陆界范围，为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和拓宽发展空间提供了重要条件。因此，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道路，是发挥“一国两制”优势，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要求。十八大以来，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港澳发展提供了机遇。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重点，全面推进了内地与港澳互利合作，不断拓宽港澳与内地共同发展的路径和管道。相继制定完善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他们在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为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港澳同胞福祉，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四）发挥香港澳门在国家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十八大以来，中央更加重视香港、澳门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香港同胞、澳门同胞不仅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把特别行政区管理好、建设好，也一定能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习近平在2017年7月1日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央支持香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发展战略中发挥优势和作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2018年11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讲到：“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安排今天这样的会见和座谈交流，表明中央充分肯定港澳同胞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习近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发挥的六大作用，包括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市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先行先试的试点作用、城市管理的借鉴作用。他强调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香港、澳门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17]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目的是为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新时代“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至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2、齐鹏飞著：《“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邹平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治港治澳理论的法治化方向与体系化建构》，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6卷第1期。

4、魏淑君：《新时代与“一国两制”实践新征程》，载《“一国两制”研究》2018年第4期。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