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的讲话，总结了“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四点重要经验，包含（1）始终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2）始终准确把握“一国两制”正确方向、（3）始终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当、（4）始终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其中，习主席特别强调其中的第四点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最重要原因，也就是爱国传统，或本地人较常提及的爱国爱澳优良传统价值观，而前三点所体现的情感面偏好和行为面产出实际上也是第四点传统价值观长久以来在澳门有意维护的结果。

爱国传统（爱国爱澳）为何有利于“一国两制”的实践？爱国传统如何在澳门传承？传承的效果如何？本文透过理性选择理论解释为何加强爱国传统的教育有利“一国两制”制度的实践效益，并透过检视历年施政报告的内容，了解爱国传统价值观重视强度的时间序列分布及主要传承途径，最后透过澳门大学法学院宪法与基本法研究中心的宪法与基本法教学系统化方案数据，评估澳门青少年国情教育的水平，了解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

一.  爱国价值观对正确理解“一国两制”的影响

国家根本制度与资本主义存在主从关系

“一国两制”是在特定时期内，针对“特定区域”之回归，同时最有利于国家整体和回归主体的统一方案。所谓特定时期是指以社会主义为改造与发展目标之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后由《共同纲领》所确立新民主主义时期逐步透过社会主义改造、《五四宪法》确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八二宪法》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为我国根本制度之特定时期，针对该时期三个尚未回归的特定区域，包含台湾、香港和澳门，所设计的回归方案。

由于台湾、香港和澳门于该时期内所践行的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明显与国家根本制度不相同，因此回归势必面临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要改为社会主义制度”？改为社会主义制度，看似合理，但势必影响这三地居民的回归信心，进一步对该地区、乃至于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影响，因此“一国两制”的提出，就是让这三个地方在回归祖国之后，在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下，可以长期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国在前、澳在后，有助正确理解与积极实践“一国两制”

因此，“一国两制”的排序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主从关系的排序，而爱国爱澳的价值观亦有明显偏好排序，即国在前而澳在后，明显与“一国两制”的排序一致。排序一致的价值观有助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因为所有制度的建构及其运作成效，都与人有关，而人的偏好与行为源于价值观，因此价值观是否与制度相适应，直接决定了制度运作成效。“一国两制”的制度运行在澳门相较于香港之所以更稳定，实际上与澳门社会的爱国爱澳价值观一致有关，且澳门特区政府所重视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利爱国爱澳的口号与实际名实相符，因为不论是在香港、还是澳门，爱港或是爱澳的价值观对于本地人都不会是问题，重点在爱国的强度。

我们藉由理性人的概念来说明为何爱国主义传统有利一国两制运作成效提升。理性人的概念源于理性选择理论，即人的行为都是因为偏好，且人在行动之前，会透过理性来衡量利弊得失，而在决策过程中，人的决定会符合逻辑的一致姓和偏好的递移性，形成偏好之后，就会产出相应行为。而事实上，偏好的产生很大一部分源于价值观，因此我们可以说透过价值观，基本上就可以解释或预测某个人或某群人的行为。特区的爱国爱澳传统价值观对于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好处，在于爱国爱澳的国在前和澳在后的排序与一国两制一致，致使根据一国两制衍伸出来的制度安排，相较于香港，比较容易被澳门特区居民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那正确理解“一国两制”会带了什么效果，我们从消极面和积极面来看。

消极面能发挥稳定功能，积极面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

从消极面来说，它达到了不排斥“一国”，而能避免错误解读的效果。我们以国家安全立法为例，当不排斥一国的偏好存在，就不会产生伤害一国的行为（例如抗议反对23条立法），导致本来很有优势的“一国两制”制度反而变成地区发展停滞不前，甚至进一步成为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不稳定地区，因此从消极面来说，爱国爱澳的不排斥“一国”，有利于区域稳定。

但稳定不足以解释为何澳门能发展的好，因为不排斥本身并无法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真正要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必须要做到“准确”理解“一国两制”，而能否准确理解的关键在“爱国”的程度。举例来说，以国家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我们根据对国家的爱恨程度，以光谱来表示，分为三种人，第一种是在恨的一端，即讨厌国家的人，第二种是在光谱中间，即不讨厌但也不爱国家的人，第三种是非常爱国的人，这三种人因为偏好有明显差异，因此对于大湾区政策会产生天南地北的解读和行为。首先是讨厌国家的人，这类人会错误将大湾区政策解读为“一国”的手要深入“两制”，试图缩小特区的自治的范围，因此就会产出抗议、暴动等行为，这明显不利“一国两制”的维持；第二种是不讨厌也不爱国家的人，这类人也就是刚刚提到的不排斥的群体，但他们会因为不爱也不恨的偏好，而将大湾区政策解读为这是内地自己在搞得建设，跟我无关，因而衍伸出不作为，而错失机会；第三种是爱国的人，因为爱国，所以对大湾区政策不仅能正确解读，也会更积极的参与融入国家发展的列车。因此，爱国价值观的培养，对于“一国两制”的制度运作非常重要，它能凝聚爱国多数、缩小“不排斥”的少数、排除恨国极端质，为国家安全奠定坚实社会基础。

二.  爱国传统在澳门的传承

回归以来爱国概念的使用主动性与出现频率显着增强

根据前述，我们可以清楚理解为何习近平主席说爱国传统是四个成功经验当中最重要的，而这样的评价实际上是有所本。根据现代政府治理的概念，一个政府是否积极且重视某项议题，从政府的施政报告和政府预算，一目了然。从历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2]，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回归时间的拉长，特区政府对于爱国概念的使用强度、主动性、与出现频率也有显着的增强。

2000年提出“‘爱国爱澳’是澳门社会的一个优良的传统”、2001年提出“我们相信广大市民一定能够发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2003年提出“爱国爱澳”，是确保民心凝聚的优良传统、2005年提出“大力培养青少年的爱国爱澳情操”、2007年提出“热爱国家，热爱澳门”、2008年提出“倡导爱国爱澳品德培养”、2009年提出“弘扬爱国爱澳理念”、2010年提出“树立青少年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2011年提出“推动青少年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强化爱国爱澳意识”、2012年提出“加强对中国歷史文化的认識，培养学生爱国爱澳的情怀”、2013年提出“培养学生优良的公民素养，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2014年提出“增进青年的爱国爱澳情怀”、2015年提出“大力弘扬爱国爱澳精神”、2016年提出“与广大居民团结奋斗，坚持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2017年提出“爱国爱澳是澳门的优良传统”、2018年提出“爱国爱澳核心价值”、2019年提出“致力传承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2020年提出“爱国爱澳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政治基础不断巩固”、2021年提出“加强政社合作协调，巩固爱国爱澳社会政治基础”、2022年提出“爱国爱澳的光荣传统”。

从回归初期提出爱国爱澳是澳门固有传统后，直到2008年提出要“推动青年全人发展，倡导爱国爱澳品德培养”，并于2008年10月22日，由时任行政长官何厚铧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澳门社会宣布正式展开“国安法草案”的公开谘询至2008年11月30日。隔年三月主动履并完成特区宪制责任，公布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之后开始逐年出现加强、弘扬、培养的字眼，特区政府角色明显转为主动，虽然晚香港两年回归，但完成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早香港特区起码13年。这是相较香港实践“一国两制”，为何澳门的爱国爱澳传统有利澳门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具体例证。

国情教育逐年增强，宪法与基本法必修已于中小学和高校开展

爱国爱澳价值观传承最直接的作法，就是教育。从历年的施政报告提到有关爱国爱澳价值观教育的开展工作，可以看出整体国情教育的占比逐年加强的趋势。2000年提出“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应在整个教育领域内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切实的推行”、2001年提出“进一步发展公民教育，特别是有关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2002年和2003年提出“发展公民教育”、2005年提出“加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2006年提出“发展公民教育”、2007年提出“加速中小学品德与公民教育的规范化”、2008年提出“公民教育”、2009年提出“公民道德教育”、2010年提出“深化对《基本法》的认识和教育”、2011年提出“公民教育”、2012年提出“大力推动《澳门基本法》的宣传与培训工作，深化普法教育”、2013年提出“加强国情研习、公民教育和普法宣传”、2014年提出“深化推广《基本法》及普法宣传教育”、2015年至2019年将宪法元素加入，提出“全力做好《宪法》和《澳门基本法》”、2020年和2021年提出“爱国主义教育”、2022年提出“加强爱国爱澳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

从回归初期调藉公民教育开展有关国家民族观念的教育工作，接续强调《澳门基本法》的宣传、培训与教育工作，再到2015年将《宪法》与《基本法》课程融入到中小学品德与公民课，2018年推动《宪法》与《基本法》为各高校必修课，2020年之后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可以明显见到国情教育的比重逐年增强，比重提升，有利爱国爱澳的口号与实质一致，有利于“一国两制”的实践。

三.  国传统传承成效体现在青少年的国情教育水平

近十年以来陆续加强国情教育效果如何，我们可以透过澳门大学的数据来了解。由于宪法与基本法（后简称两法）课程在澳门大学为全校必修课，且根据澳门中小学教育一条龙模式（小学到高中连读）、及澳门高中毕业生有四成五选择就读澳门大学，因此澳门大学学生样本基本足够评估澳门各中小学教学的整体成效以及各别学校的成效。澳门大学开始收集学生学习两法数据始于2018年底（累绩至今为4,051个）。

澳门特区大学生的国情教育水平属“高”水平

根据课前问卷的（1）国情知识题组[3]、（2）爱国情感题组[4]、（3）报国行为题组[5]、（4）对两法课程重视度和（5）感兴趣程度的数据结果如表一所示，澳门地区大学生的整体国情水平属于“高”[6]水平（7.4分）。其中爱国情感（8.4分）、报国行为（7.7分）、和对两法的重视程度（8.3分）皆为“高”水平，而两法知识水平（6.0分）和学习两法的兴趣度（6.7分）为“中等偏高”水平。

表一：本澳各中小学国情教育水平评估[7]

备注：1. 本排名总分为未加权结果；

      2. 校样本取学生样本数占该校高三学生比超过10%且样本数5以上，故学生样本加总少于961个；

　　　3. 绿底色代表高水平，黄底色代表中等偏高水平；

      4. 红字为低于整体平均数的项目。

      5. 未将各校样本数列出，避免透过样本数之占比回推学校样本。

国情教育水平，内地生优于本地生

透过学生来源地进行交叉分析，本地生和国情水平存在显着差异。内地生整体国情水平属于“高”水平（8.1分）。其中情感（9.3分）和重视度（9.0分）属于“非常高”水平，行为（8.3分）和兴趣度（7.3分）为“高”水平，知识（6.4分）为“中等偏高”水平。

本地生整体国情水平属于“中等偏高”水平（6.9分）。其中情感（7.7分）、重视度（7.9分）和行为（7.1分）属于“高”水平，兴趣度（6.2分）和知识（5.5分）为“中等偏高”水平。

另外透过与另一群高中毕业年份在2015年之前的样本相比较[8]，现在的本地生国情水平知识面有显着提升，但爱国情感较低。2015年前高中毕的澳门本地生，整体国情水平属于“中等偏高”水平（6.1分）。其中爱国情感（8.5分）属于“非常高”水平、重视度（8.0分）和行为（7.0分）属于“高”水平，兴趣度（6.7分）为“中等偏高”水平，知识（4.8分）为“中等偏高”水平。

多数本地中小学教学成效良好，须关注部分无一指标超过整体平均数之学校

透过中学毕业学校进行交叉分析，对照学生样本数和各校三年级生人数进行对比，符合本次评估标准的学校共有33间。其中21间学校国情教育水平达到“高”水平，12间学校达“中等偏高”水平，没有“中等” 水平或以下的学校，整体澳门中小学的国情教育表现基本良好。但部分学校在五个指标皆无超过平均水平，究其原因各不相同。透过比对2021年国家教育部支持下，澳门大学法学院宪法与基本法研究中心在澳门各中小学开展品德与公民课教学情况问卷调查的数据，发现这五间学校低分的可能原因有所不同。举例校31有可能是因为“品德与公民”的学习评核成续不计入成绩表内，以及宪法与基本法内容的政治性，导致教师回避交。相较其他学校，校31的教师师资不仅充足（多数教师只负责一班品德与公民教学），且许多教师都有十年以上的教学经验，但校31是全澳极少数未将品德与公民课成绩纳入成绩表的，且根据校31的教师反馈，许多教师“担心两法内容涉及到法律问题，教错而惹祸上身或感到压力担心两法内容涉及到政治问题，造成学生反感”的占比相当高，因此有可能因为无须评核，而产生回避教的情况。校31过往培育无数治澳人才，且该校所收集到的样本数占比（30%）相对高，这个情况应该不是偶然，因此需要特别关注。

四.  扩展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的建议

正确认识两法课程本质，调整课纲加强国安内容

首先，从教青局给各高校的两法示范大纲对于两法教育的规划，包含科目的政治性、学时的短期性、必修的普遍性，两法教育就是国情教育。国情教育就是知国（知识）、爱国（情感）、报国（行为）的养成过程。如果有许多科目都能达到国情教育目标，那么两法教育（包含历史、政治思想、民主法治、权利义务等内容）一定是最全面的国情教育科目。基于这样的认知，在港澳地区，甚至是内地有系统的把两法教育（内地是宪法教育）做好，对于做好国情教育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最全面的科目，作出来的评估才能符合全面性的要求和效果。

根据去年与澳门五间高校的两法课教师和课程主管人员的面访调查^[9]，各高校已陆续将两法课改制为必修课，而初步将国安要素（透过整理国家安全讲话和法律等内容）与两法示范大纲进行对比，两法课基本可涵盖广义国安教育内容约六成五（65.4%）。由于“两法教学示范大纲”是在2018年，但国家安全概念在港澳地区明显开展一直要到2019年反修例事件后，因此拟定示范大纲时，并无特别设计国安教育内容，且各校实践示范大纲的完成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即便两法能涵盖国安教育内容，仍须要进一步调整示范大纲，并加入教学评估机制。

提升两法对于学生、公务员、教师的重要性

两法教育要做得好，对各方行为者一定要有诱因。理论上，两法教育做得好虽然是全社会受益，但实际上对于两法教育的直接行为者如教师、学生和公务员，如果没有明显立即的诱因，两法教育效果将大打折扣。对教师而言，在高校，由于两法教育是普及教育，15学时设计不仅对升迁没实质帮助（不算专业课），内容也因为较基础，不利以教代研和研究产出、内容的政治性担心期末学生给差评、或是因为关注重点不同而基于主观认知强调某部分内容，而出现消极教、回避教和主观教的情况。但事实上两法教育的教育相较其他科目，更需要有全方位的知识基础，包含法学、政治学、马克思哲学、历史学、国际政治知识和新闻触角等，因此建议对于高校两法教育的教师评估和升迁机制应做出适当的调整，让两法教师乐于教也善于教两法。

中小学两法教育目前只占“品德与公民”的一小部分，且两法与中小学生升学好坏无关，这从两法教育内容在中学的占比，越接近高三，占比越小，即可得知，因此建议将两法教育朝向升学重点科目之一去规划，这样无论是整体占比，还是接近高三的占比相关性，都会自然而然提升，因为重要性提高了，需求自然提高。

公务员是治澳团队成员，对于两法的要求也应更高。另外从提升两法教育在中小学的重要性，实际上也应该让学生知道，在中小学所学的两法知识，对于日后参加公务员考试极有帮助，让中小学两法知识和公务员考试科目相关联，有系统的提升两法重要性。

建构两法教学评估系统，避免教学漏洞存在

教青局两法示范大纲的教学目标是帮助学生准确且全面的学两法，因此应把测量“准确”和“全面”做为评估教学成效的基础。根据此教学目标，不管从澳大通识课的实验组（告知有统考）与对照组（告知无统考）数据（告知无统考班级各项成效评估数据皆下降）、还是中小学数据（未将品德与公民课计入学生成绩的学校，该校学生在各项国情教育评估数据表现较差），两法教育的关键其实不在学生，而在教师，而教师的教学积极度取决于有无评估和评估后的跟进机制。从研究结果来看，高校和中小学因为没有评估系统，导致高校的两法教学存在回避教（怕期末学生差评）、消极教（与升迁无关）、主观教（因认知重点不同导致教学不全面），中小学存在无知教（教师不是法律专业）和无助教（多数品公课教师认为支援不足）等问题。评估系统的建构，不仅从统考系统的数据来评估教师教的是否够准确、够全面，另外也从问卷系统的学生意见回馈，了解教师教学过程，是否够积极主动，因为根据澳大过去三年的两法课程学习数据显示，学生对于教学满意度和学生学习效果呈现统计上显着正相关，而满意度的成因归纳后，发觉教师教学的内容品质、积极度、关心学生的程度，是影响学生满意度的原因，而这些讯息都是需要藉由课后问卷资料结合统考资料来整体评估的。

开展两法教育“附加价值”工作

长期政府应统筹各高校两法资源，开展两法附加价值工作。短期澳门大学可以基本开展相关工作，因为不论从澳门大学近半数的本地生源占比（43.0%）、已开展两法必修课及两法课程的科目性质（最全面的国情教育科目）、以及现有的基础与科研成果（有两法中心且建构两法系统化教学方案），澳门大学有开展两法教育附加价值工作的义务（本地生样本够多且最多）。例如根据两法中心的数据，约有六成的澳门本地学生，其实有意愿参与澳门的社团治理工作，但目前没有参加，且多数表示未参加的原因，是因为想参加的社团不得其门而入，这些人换算成澳大每年招收的新生占比，每年可以找出起码700位有意愿参加社团活动的学生，而如何有效对接这些学生，以两法中心的能力，目前只能有限对接，例如今年对接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挑选在宪法与基本法课程表现较优异的三高学生，透过在校内书院试教的评估，最终推荐给协会参与青年推广大使课程，未来有机会到澳门各中小学去推广两法，未来有关部门可以协助两法中心，根据学生的兴趣意象，对接社团，做资源对接合作，真正为澳门注入治理新血，实践爱国者治澳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