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的講話，總結了“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四點重要經驗，包含（1）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2）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正確方向、（3）始終強化“一國兩制”使命擔當、（4）始終築牢“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其中，習主席特別強調其中的第四點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最重要原因，也就是愛國傳統，或本地人較常提及的愛國愛澳優良傳統價值觀，而前三點所體現的情感面偏好和行為面產出實際上也是第四點傳統價值觀長久以來在澳門有意維護的結果。

愛國傳統（愛國愛澳）為何有利於“一國兩制”的實踐？愛國傳統如何在澳門傳承？傳承的效果如何？本文透過理性選擇理論解釋為何加強愛國傳統的教育有利“一國兩制”制度的實踐效益，並透過檢視歷年施政報告的內容，了解愛國傳統價值觀重視強度的時間序列分佈及主要傳承途徑，最後透過澳門大學法學院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的憲法與基本法教學系統化方案數據，評估澳門青少年國情教育的水平，了解愛國主義教育的效果。

一.  愛國價值觀對正確理解“一國兩制”的影響

國家根本制度與資本主義存在主從關係

“一國兩制”是在特定時期內，針對“特定區域”之回歸，同時最有利於國家整體和回歸主體的統一方案。所謂特定時期是指以社會主義為改造與發展目標之時期，即新中國成立後由《共同綱領》所確立新民主主義時期逐步透過社會主義改造、《五四憲法》確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乃至《八二憲法》將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為我國根本制度之特定時期，針對該時期三個尚未回歸的特定區域，包含台灣、香港和澳門，所設計的回歸方案。

由於台灣、香港和澳門於該時期內所踐行的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明顯與國家根本制度不相同，因此回歸勢必面臨到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是否要改為社會主義制度”？改為社會主義制度，看似合理，但勢必影響這三地居民的回歸信心，進一步對該地區、乃至於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影響，因此“一國兩制”的提出，就是讓這三個地方在回歸祖國之後，在國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下，可以長期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變。

國在前、澳在後，有助正確理解與積極實踐“一國兩制”

因此，“一國兩制”的排序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存在主從關係的排序，而愛國愛澳的價值觀亦有明顯偏好排序，即國在前而澳在後，明顯與“一國兩制”的排序一致。排序一致的價值觀有助準確理解“一國兩制”，因為所有制度的建構及其運作成效，都與人有關，而人的偏好與行為源於價值觀，因此價值觀是否與制度相適應，直接決定了制度運作成效。“一國兩制”的制度運行在澳門相較於香港之所以更穩定，實際上與澳門社會的愛國愛澳價值觀一致有關，且澳門特區政府所重視的愛國主義教育，有利愛國愛澳的口號與實際名實相符，因為不論是在香港、還是澳門，愛港或是愛澳的價值觀對於本地人都不會是問題，重點在愛國的強度。

我們藉由理性人的概念來說明為何愛國主義傳統有利一國兩制運作成效提升。理性人的概念源於理性選擇理論，即人的行為都是因為偏好，且人在行動之前，會透過理性來衡量利弊得失，而在決策過程中，人的決定會符合邏輯的一致姓和偏好的遞移性，形成偏好之後，就會產出相應行為。而事實上，偏好的產生很大一部分源於價值觀，因此我們可以說透過價值觀，基本上就可以解釋或預測某個人或某群人的行為。特區的愛國愛澳傳統價值觀對於準確理解“一國兩制”的好處，在於愛國愛澳的國在前和澳在後的排序與一國兩制一致，致使根據一國兩制衍伸出來的制度安排，相較於香港，比較容易被澳門特區居民正確理解和正確對待。那正確理解“一國兩制”會帶了什麼效果，我們從消極面和積極面來看。

消極面能發揮穩定功能，積極面能有助融入國家發展

從消極面來說，它達到了不排斥“一國”，而能避免錯誤解讀的效果。我們以國家安全立法為例，當不排斥一國的偏好存在，就不會產生傷害一國的行為（例如抗議反對23條立法），導致本來很有優勢的“一國兩制”制度反而變成地區發展停滯不前，甚至進一步成為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的不穩定地區，因此從消極面來說，愛國愛澳的不排斥“一國”，有利於區域穩定。

但穩定不足以解釋為何澳門能發展的好，因為不排斥本身並無法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真正要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必須要做到“準確”理解“一國兩制”，而能否準確理解的關鍵在“愛國”的程度。舉例來說，以國家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為例，我們根據對國家的愛恨程度，以光譜來表示，分為三種人，第一種是在恨的一端，即討厭國家的人，第二種是在光譜中間，即不討厭但也不愛國家的人，第三種是非常愛國的人，這三種人因為偏好有明顯差異，因此對於大灣區政策會產生天南地北的解讀和行為。首先是討厭國家的人，這類人會錯誤將大灣區政策解讀為“一國”的手要深入“兩制”，試圖縮小特區的自治的範圍，因此就會產出抗議、暴動等行為，這明顯不利“一國兩制”的維持；第二種是不討厭也不愛國家的人，這類人也就是剛剛提到的不排斥的群體，但他們會因為不愛也不恨的偏好，而將大灣區政策解讀為這是內地自己在搞得建設，跟我無關，因而衍伸出不作為，而錯失機會；第三種是愛國的人，因為愛國，所以對大灣區政策不僅能正確解讀，也會更積極的參與融入國家發展的列車。因此，愛國價值觀的培養，對於“一國兩制”的制度運作非常重要，它能凝聚愛國多數、縮小“不排斥”的少數、排除恨國極端質，為國家安全奠定堅實社會基礎。

二.  愛國傳統在澳門的傳承

回歸以來愛國概念的使用主動性與出現頻率顯著增強

根據前述，我們可以清楚理解為何習近平主席說愛國傳統是四個成功經驗當中最重要的，而這樣的評價實際上是有所本。根據現代政府治理的概念，一個政府是否積極且重視某項議題，從政府的施政報告和政府預算，一目了然。從歷任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2]，我們可以看到隨着回歸時間的拉長，特區政府對於愛國概念的使用強度、主動性、與出現頻率也有顯著的增強。

2000年提出“‘愛國愛澳’是澳門社會的一個優良的傳統”、2001年提出“我們相信廣大市民一定能夠發揚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2003年提出“愛國愛澳”，是確保民心凝聚的優良傳統、2005年提出“大力培養青少年的愛國愛澳情操”、2007年提出“熱愛國家，熱愛澳門”、2008年提出“倡導愛國愛澳品德培養”、2009年提出“弘揚愛國愛澳理念”、2010年提出“樹立青少年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2011年提出“推動青少年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強化愛國愛澳意識”、2012年提出“加強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培養學生愛國愛澳的情懷”、2013年提出“培養學生優良的公民素養，弘揚愛國愛澳的傳統”、2014年提出“增進青年的愛國愛澳情懷”、2015年提出“大力弘揚愛國愛澳精神”、2016年提出“與廣大居民團結奮鬥，堅持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2017年提出“愛國愛澳是澳門的優良傳統”、2018年提出“愛國愛澳核心價值”、2019年提出“致力傳承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2020年提出“愛國愛澳為核心價值的社會政治基礎不斷鞏固”、2021年提出“加強政社合作協調，鞏固愛國愛澳社會政治基礎”、2022年提出“愛國愛澳的光榮傳統”。

從回歸初期提出愛國愛澳是澳門固有傳統後，直到2008年提出要“推動青年全人發展，倡導愛國愛澳品德培養”，並於2008年10月22日，由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舉行新聞發佈會，向澳門社會宣佈正式展開“國安法草案”的公開諮詢至2008年11月30日。隔年三月主動履並完成特區憲制責任，公布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法》。之後開始逐年出現加強、弘揚、培養的字眼，特區政府角色明顯轉為主動，雖然晚香港兩年回歸，但完成23條立法的憲制責任早香港特區起碼13年。這是相較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為何澳門的愛國愛澳傳統有利澳門特區一國兩制實踐的具體例證。

國情教育逐年增強，憲法與基本法必修已於中小學和高校開展

愛國愛澳價值觀傳承最直接的作法，就是教育。從歷年的施政報告提到有關愛國愛澳價值觀教育的開展工作，可以看出整體國情教育的佔比逐年加強的趨勢。2000年提出“愛國主義和公民意識應在整個教育領域內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切實的推行”、2001年提出“進一步發展公民教育，特別是有關國家民族觀念的教育”、2002年和2003年提出“發展公民教育”、2005年提出“加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以及中國歷史文化的教育”、2006年提出“發展公民教育”、2007年提出“加速中小學品德與公民教育的規範化”、2008年提出“公民教育”、2009年提出“公民道德教育”、2010年提出“深化對《基本法》的認識和教育”、2011年提出“公民教育”、2012年提出“大力推動《澳門基本法》的宣傳與培訓工作，深化普法教育”、2013年提出“加強國情研習、公民教育和普法宣傳”、2014年提出“深化推廣《基本法》及普法宣傳教育”、2015年至2019年將憲法元素加入，提出“全力做好《憲法》和《澳門基本法》”、2020年和2021年提出“愛國主義教育”、2022年提出“加強愛國愛澳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

從回歸初期調藉公民教育開展有關國家民族觀念的教育工作，接續強調《澳門基本法》的宣傳、培訓與教育工作，再到2015年將《憲法》與《基本法》課程融入到中小學品德與公民課，2018年推動《憲法》與《基本法》為各高校必修課，2020年之後強調愛國主義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可以明顯見到國情教育的比重逐年增強，比重提升，有利愛國愛澳的口號與實質一致，有利於“一國兩制”的實踐。

三.  國傳統傳承成效體現在青少年的國情教育水平

近十年以來陸續加強國情教育效果如何，我們可以透過澳門大學的數據來了解。由於憲法與基本法（後簡稱兩法）課程在澳門大學為全校必修課，且根據澳門中小學教育一條龍模式（小學到高中連讀）、及澳門高中畢業生有四成五選擇就讀澳門大學，因此澳門大學學生樣本基本足夠評估澳門各中小學教學的整體成效以及各別學校的成效。澳門大學開始收集學生學習兩法數據始於2018年底（累績至今為4,051個）。

澳門特區大學生的國情教育水平屬“高”水平

根據課前問卷的（1）國情知識題組[3]、（2）愛國情感題組[4]、（3）報國行為題組[5]、（4）對兩法課程重視度和（5）感興趣程度的數據結果如表一所示，澳門地區大學生的整體國情水平屬於“高”[6]水平（7.4分）。其中愛國情感（8.4分）、報國行為（7.7分）、和對兩法的重視程度（8.3分）皆為“高”水平，而兩法知識水平（6.0分）和學習兩法的興趣度（6.7分）為“中等偏高”水平。

表一：本澳各中小學國情教育水平評估[7]

備註：1. 本排名總分為未加權結果；

      2. 校樣本取學生樣本數佔該校高三學生比超過10%且樣本數5以上，故學生樣本加總少於961個；

　　　3. 綠底色代表高水平，黃底色代表中等偏高水平；

      4. 紅字為低於整體平均數的項目。

      5. 未將各校樣本數列出，避免透過樣本數之佔比回推學校樣本。

國情教育水平，內地生優於本地生

透過學生來源地進行交叉分析，本地生和國情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內地生整體國情水平屬於“高”水平（8.1分）。其中情感（9.3分）和重視度（9.0分）屬於“非常高”水平，行為（8.3分）和興趣度（7.3分）為“高”水平，知識（6.4分）為“中等偏高”水平。

本地生整體國情水平屬於“中等偏高”水平（6.9分）。其中情感（7.7分）、重視度（7.9分）和行為（7.1分）屬於“高”水平，興趣度（6.2分）和知識（5.5分）為“中等偏高”水平。

另外透過與另一群高中畢業年份在2015年之前的樣本相比較[8]，現在的本地生國情水平知識面有顯著提升，但愛國情感較低。2015年前高中畢的澳門本地生，整體國情水平屬於“中等偏高”水平（6.1分）。其中愛國情感（8.5分）屬於“非常高”水平、重視度（8.0分）和行為（7.0分）屬於“高”水平，興趣度（6.7分）為“中等偏高”水平，知識（4.8分）為“中等偏高”水平。

多數本地中小學教學成效良好，須關注部分無一指標超過整體平均數之學校

透過中學畢業學校進行交叉分析，對照學生樣本數和各校三年級生人數進行對比，符合本次評估標準的學校共有33間。其中21間學校國情教育水平達到“高”水平，12間學校達“中等偏高”水平，沒有“中等” 水平或以下的學校，整體澳門中小學的國情教育表現基本良好。但部分學校在五個指標皆無超過平均水平，究其原因各不相同。透過比對2021年國家教育部支持下，澳門大學法學院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在澳門各中小學開展品德與公民課教學情況問卷調查的數據，發現這五間學校低分的可能原因有所不同。舉例校31有可能是因為“品德與公民”的學習評核成續不計入成績表內，以及憲法與基本法內容的政治性，導致教師迴避交。相較其他學校，校31的教師師資不僅充足（多數教師只負責一班品德與公民教學），且許多教師都有十年以上的教學經驗，但校31是全澳極少數未將品德與公民課成績納入成績表的，且根據校31的教師反饋，許多教師“擔心兩法內容涉及到法律問題，教錯而惹禍上身或感到壓力擔心兩法內容涉及到政治問題，造成學生反感”的佔比相當高，因此有可能因為無須評核，而產生迴避教的情況。校31過往培育無數治澳人才，且該校所收集到的樣本數佔比（30%）相對高，這個情況應該不是偶然，因此需要特別關注。

四.  擴展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的建議

正確認識兩法課程本質，調整課綱加強國安內容

首先，從教青局給各高校的兩法示範大綱對於兩法教育的規劃，包含科目的政治性、學時的短期性、必修的普遍性，兩法教育就是國情教育。國情教育就是知國（知識）、愛國（情感）、報國（行為）的養成過程。如果有許多科目都能達到國情教育目標，那麼兩法教育（包含歷史、政治思想、民主法治、權利義務等內容）一定是最全面的國情教育科目。基於這樣的認知，在港澳地區，甚至是內地有系統的把兩法教育（內地是憲法教育）做好，對於做好國情教育至關重要，因為只有最全面的科目，作出來的評估才能符合全面性的要求和效果。

根據去年與澳門五間高校的兩法課教師和課程主管人員的面訪調查^[9]，各高校已陸續將兩法課改制為必修課，而初步將國安要素（透過整理國家安全講話和法律等內容）與兩法示範大綱進行對比，兩法課基本可涵蓋廣義國安教育內容約六成五（65.4%）。由於“兩法教學示範大綱”是在2018年，但國家安全概念在港澳地區明顯開展一直要到2019年反修例事件後，因此擬定示範大綱時，並無特別設計國安教育內容，且各校實踐示範大綱的完成度存在明顯差異，因此即便兩法能涵蓋國安教育內容，仍須要進一步調整示範大綱，並加入教學評估機制。

提升兩法對於學生、公務員、教師的重要性

兩法教育要做得好，對各方行為者一定要有誘因。理論上，兩法教育做得好雖然是全社會受益，但實際上對於兩法教育的直接行為者如教師、學生和公務員，如果沒有明顯立即的誘因，兩法教育效果將大打折扣。對教師而言，在高校，由於兩法教育是普及教育，15學時設計不僅對升遷沒實質幫助（不算專業課），內容也因為較基礎，不利以教代研和研究產出、內容的政治性擔心期末學生給差評、或是因為關注重點不同而基於主觀認知強調某部分內容，而出現消極教、回避教和主觀教的情況。但事實上兩法教育的教育相較其他科目，更需要有全方位的知識基礎，包含法學、政治學、馬克思哲學、歷史學、國際政治知識和新聞觸角等，因此建議對於高校兩法教育的教師評估和升遷機制應做出適當的調整，讓兩法教師樂於教也善於教兩法。

中小學兩法教育目前只占“品德與公民”的一小部分，且兩法與中小學生升學好壞無關，這從兩法教育內容在中學的占比，越接近高三，占比越小，即可得知，因此建議將兩法教育朝向升學重點科目之一去規劃，這樣無論是整體占比，還是接近高三的占比相關性，都會自然而然提升，因為重要性提高了，需求自然提高。

公務員是治澳團隊成員，對於兩法的要求也應更高。另外從提升兩法教育在中小學的重要性，實際上也應該讓學生知道，在中小學所學的兩法知識，對於日後參加公務員考試極有幫助，讓中小學兩法知識和公務員考試科目相關聯，有系統的提升兩法重要性。

建構兩法教學評估系統，避免教學漏洞存在

教青局兩法示範大綱的教學目標是幫助學生準確且全面的學兩法，因此應把測量“準確”和“全面”做為評估教學成效的基礎。根據此教學目標，不管從澳大通識課的實驗組（告知有統考）與對照組（告知無統考）數據（告知無統考班級各項成效評估數據皆下降）、還是中小學數據（未將品德與公民課計入學生成績的學校，該校學生在各項國情教育評估數據表現較差），兩法教育的關鍵其實不在學生，而在教師，而教師的教學積極度取決於有無評估和評估後的跟進機制。從研究結果來看，高校和中小學因為沒有評估系統，導致高校的兩法教學存在回避教（怕期末學生差評）、消極教（與升遷無關）、主觀教（因認知重點不同導致教學不全面），中小學存在無知教（教師不是法律專業）和無助教（多數品公課教師認為支援不足）等問題。評估系統的建構，不僅從統考系統的數據來評估教師教的是否夠準確、夠全面，另外也從問卷系統的學生意見回饋，瞭解教師教學過程，是否夠積極主動，因為根據澳大過去三年的兩法課程學習數據顯示，學生對於教學滿意度和學生學習效果呈現統計上顯著正相關，而滿意度的成因歸納後，發覺教師教學的內容品質、積極度、關心學生的程度，是影響學生滿意度的原因，而這些訊息都是需要藉由課後問卷資料結合統考資料來整體評估的。

開展兩法教育“附加價值”工作

長期政府應統籌各高校兩法資源，開展兩法附加價值工作。短期澳門大學可以基本開展相關工作，因為不論從澳門大學近半數的本地生源占比（43.0%）、已開展兩法必修課及兩法課程的科目性質（最全面的國情教育科目）、以及現有的基礎與科研成果（有兩法中心且建構兩法系統化教學方案），澳門大學有開展兩法教育附加價值工作的義務（本地生樣本夠多且最多）。例如根據兩法中心的數據，約有六成的澳門本地學生，其實有意願參與澳門的社團治理工作，但目前沒有參加，且多數表示未參加的原因，是因為想參加的社團不得其門而入，這些人換算成澳大每年招收的新生佔比，每年可以找出起碼700位有意願參加社團活動的學生，而如何有效對接這些學生，以兩法中心的能力，目前只能有限對接，例如今年對接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挑選在憲法與基本法課程表現較優異的三高學生，透過在校內書院試教的評估，最終推薦給協會參與青年推廣大使課程，未來有機會到澳門各中小學去推廣兩法，未來有關部門可以協助兩法中心，根據學生的興趣意象，對接社團，做資源對接合作，真正為澳門注入治理新血，實踐愛國者治澳的真諦。